郝文斌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　　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将本科教育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，将培养一流本科生作为大学发展的坚定目标和不懈追求。特别是21世纪以来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校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的本质职能，“回归本科教育”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行动纲领。2018年6月21日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，一流本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。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，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。然而，我国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还存在着本科教育重视程度不够，专业建设标准不一，课程设置不够合理，教师评价标准不够科学等问题。作为高等教育大国，如何在“回归本科教育”的过程中积极汲取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，将是我国学界和高校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重要命题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（以下简称南大）本科教育水平作为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典型案例之一，在专业建设、课程设计和课外浸濡等方面的实践值得研究和借鉴。

二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本科教育理念与实践

　　新加坡现有5所公立大学，8万多学生，其中南大本科生2.3万人。在这5所大学中，南大发展迅速、成果突出。南大的人才培养理念是“加强领导力，提升团队精神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跨学科博雅人才”。南大在短短20余年间，尤其是2007年本科教育改革以来，在QS世界大学排行榜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的名次显著提升，成为全球50所顶尖年轻大学之一。

    1. 秉持“本科教学压倒一切”的理念。南大肩负着为新加坡培育领袖人才的使命，其前提是要把本科教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首要目标和核心任务。2007年，南大本科教育检讨委员会（BRC）彻底检讨本科教育制度，重新定义本科教育属性：伦理性、完整性和道德品质；领导、团队合作、相互尊重和沟通技能；专业、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全球公民；自律、学科深度和终身学习；创意、创新和跨学科的整合，确定本科课程改革与新课程指导思想，着力加强学术文化、学习体验、团体生活、终身学习、体制发展等5个方面改革。按照2005年新加坡大学自主化要求，在南大与新加坡教育部签订的绩效协议中，有9项大学考核指标涉及本科生培养。如本科课程的认选率，所招收学生的质量，生师比例，本科学生参加海外交流计划的百分比，淘汰率，逾期留校率，毕业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找到全职工作的人数比例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看法，大学援助本科生（仅限新加坡公民）的支出占其学费收入的比例等。绩效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南大进一步强化本科生培养。

    2. 实行本科专业建设的国际水准。南大按照国际学术咨询团的建议，逐渐改变本科专业过分强调为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服务的倾向，新的专业设置需要严格的审核程序，审核重点不仅包括社会需求、学生就业，还涵盖特色优势、分年招生计划、教师配备等标准。专业建设的核心是“人”，面向全球招聘最优秀的人才，让优秀的人才入选专业建设团队。在聘用、擢升和职称评定等方面，南大执行严格的同行评议程序。教师招聘坚持国际同行评价，一般一个职位50人左右申请，确定10人进入视频面试，初选3人到学校面试。入职教师具有全球竞争力，对晋升到副教授职称的教师实行终身教职。目前，南大65%的教师来自海内外70个国家，大多数新加坡籍教师也从国外获得学位，教师学缘结构涉及570所国外高等学府。在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上，同等看待教学、科研，学生的教学评价意见往往会决定一名教师职务的晋升。

　　实行专业建设国际标准，是南大本科专业建设的突出亮点。目前南大与欧洲、美洲、亚洲等多所知名大学建立深入合作关系，开展多个合作项目，如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开展学生交换计划、科学与学术信息交流，与麻省理工学院建立新加坡-麻省理工联盟等。此外，一流的本科教育需要稳固的设施条件。2014年以来南大持续改进教室等教学基础设施，新建教学示范中心和学生公寓。信息化建设已通过ISO20000国际认证体系，每个学院都有专门的IT办公室，并投入巨资对教室进行信息化改造。

    3. 加强课程设计的多元化。早在1985年，南大工程课程（电子、机械和土木）就得到英国伦敦各个工程学院的认可。2012年南大对课程设置进行检讨和调整，重视学生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，正式推出南大 Education，力求使学生所学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平衡发展，即培养所谓的π型人才。通过多元课程架构，向本科生开设双学位、双主修、选修、副修和跨系课程，鼓励学生参加创新设计比赛,提供多种平台给学生展示发明创造成果，建成美国之外首个考夫曼校园，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，培养学生独立、有想象力、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。南大课程较为侧重解决问题，由学生的需要和兴趣来决定，主要聚焦3“I”学习理念，即互动学习（Interactive learning）：传统课堂教学方式亟待转变，学生知道从网络轻松获取知识，师生之间、同学之间在彼此互动中教学相长；励志学习（Inspirational learning）：学习可以被研究主题再挑战所激励，顶尖的研究者应在校园内，探索学术的知识魅力和人格精神，有效引导激励学生发展；机构学习（Institutional learning）：大学是最优秀的学习机构，学习者应对一个杰出的大学有归属感，经过大学系统训练，建构学习方式。在课程改造方面，不以学生修多少门课和学习时数决定课程质量，凸现宽基础和灵活性（70%主修+30%选修），开设新的必修和选修课程，实行31个选修模块，有助于跨学科，为学生提供基本知识和分析技能。南大本科专业总学分为126学分，其中专业课程69学分，占总学分数的55%；通识教育课程57学分，占总学分数的45%。23门专业课程中，核心课程32学分，指定选修37学分；通识类课程中，核心课程12学分，指定选修15学分，任意选修30学分。通识教育12学分包含有写作课程、新加坡研究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，通过跨学科学习、国际化学习培养，旨在培养博雅创新人才。在授课方式上，除通识教育实行大班授课以外，每个课程都配有讨论课或者辅导课，上课2节，辅导和讨论1小时，计为3学分，专业课程均有丰富的数字化资源，基本上网络再现。专业课程多是小班，大二开始15~20人一个班上课。

    4. 开展课外浸濡的全方位教育。新加坡在国家层面提出“五大价值观”：国家至上、社会为先；家庭为根、社会为本；关怀扶植、尊重个人；求同存异、协商共识；种族和谐、宗教宽容。南大基于新加坡国家价值观，通过制定5“C”素养计划，即本科毕业生应具有公民意识（Civic awareness），沟通力（Communication），创造力（Creativity），品格（Character），竞争力（Competitiveness），力图把爱国、自信、奉献、责任感、团队协作以及创新精神、全球意识等贯穿于学生日常教育。南大把学生品德教育做到“无形”，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。通过举办声势浩大的国庆活动、新生嘉年华、毕业典礼等活动仪式促进学生的公民意识。国庆活动着力突出新加坡建国历史，彰显新加坡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地位，宣传新加坡建国以来民主政治和多元种族融合的成功实践，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国家的认同。新生嘉年华设置兴趣活动、文化体验、竞技体育和音乐表演等多个模块，吸引不同专业的新生参与其中，新生在参与活动进行情境体验的同时，锻炼交流与表达创造力，彼此之间学会相互沟通和团队协作，毕业典礼是南大和学生的重要仪式。基于学业成绩的科学考评，对品行突出、道德模范、学业优异的学生授予第一学士学位，其他学生授予第二学士学位，不同学生的学士学位等级和学生就业密切相关，这激发了学生勤奋学习、参与公益的热情。南大还利用学校电线杆悬挂优秀学生和杰出校友大幅宣传照片，激励广大学生向优秀学长学习。

　　南大实行本科生导师制，加大对本科生的辅导力度，积极推动专业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，加强对学生人生规划、专业学习的指导，特别是实行教授深入学生公寓制度，在每栋学生宿舍楼装修1~2套可容纳“五口之家”的免费住房，吸引教授入住。学生有问题随时可以找驻楼教授进行咨询求教。教授和遇到问题的学生及时沟通，有助于消除学生遇到的不良压力，释放不良情绪；教授还需要关注整栋公寓学生的“需求情况”和“心理状况”，并及时向学院或学生心理辅导中心报告学生情况，保障学生相关信息的及时获取、及时沟通和及时处理，有助于加强学生的心理辅导与治疗，培养良好人格。南大通过学生社团浸润学生的内心世界。目前南大有118个学生团体，包括1个校级学生会，13个学术团体，3个非学术性团体（文化活动俱乐部、体育俱乐部、福利俱乐部），85个协会，16个宿舍会务执行委员会。其中，学生会是最具代表力的学生团体，在参与学校决策、维护学生权益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。南大加强与学生会和社团组织的沟通协调，学生事务部门每年都和400余名学生组织负责人举行聚会或进行对话，为学生组织开展活动提供经费、场地等方面的支持。南大校友会每年出10万新币，赞助学生会和社团组织的活动。南大的学生活动更多是自下而上开展，活动以兴趣导向为基础，规模和场地不限，以公寓为单位的活动较多，参加社团或公寓活动是学生获得在校住宿资格的必要条件之一，同时课外活动也是学生申请攻读硕士和工作招聘的重要考核指标；南大学生活动采取项目申报制，学校根据活动内容和规模给予经费支持，积极鼓励学生团体对外募集活动资金。学校按照学生所在院（系）、学年和国籍安排学生公寓，每一公寓都有超过30多个国家不同文化、种族、宗教的学生住在一起。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和国际化的住宿，有力推动欧美与亚洲等不同文化、种族学生的碰撞磨合，促进不同国家学生之间的沟通与理解，打造更有活力、更加融合的大学校园。可见，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，大学文化的浸润滋养，精细化的服务方式，有助于学生学习、生活、文化休闲的内在统一。

三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本科教育启示

　　中国、新加坡两国具有不同的国情、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。南大的经验不可能直接复制到我国高校，但其重视本科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。

    1. 贯彻“学生中心”理念，重视本科生培养。南大以学生为中心，不论从内涵还是形式，都真正关注学生的未来发展。而目前我国一些高校还没有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，即使制定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建设规划，也没严格按照既定方案和规划目标执行。我国高校领导应以教育家的眼光，深入总结所在高校本科教育的得失，借鉴南大等国外大学本科教育的办学经验，坚持以学生为中心，全面发展，在制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建设规划上充分研究、调研分析和规划论证，切实解决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和相关教学制度执行力欠缺、执行脱节等现实问题，不断提高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、社会适应度、条件保障度、质保有效度和结果满意度，真正实现学校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。

    2. 以多元适用的专业课程为基础。南大在办学过程中注重综合性，更注重办有特色的学校。我国高校以本为本，回归本科教育，应积极推动课堂教学革命。注重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的前瞻性，开展多元学习课程，增加互动学习环节，积极推广小班化教学、混合式教学、翻转课堂，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；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，科学设计课程考核内容和方式，鼓励支持学有所长的学生免费获取第二个专业学位，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接触最先进的理念和最实用的知识；对学生进行引导式教育，鼓励学生对待问题独立思考，善用头脑风暴、团队模拟案例解决方案等实践性任务来完成课业；注重专业素养与行业发展相结合，鼓励学生在学校进行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，经常到行业内考察和实际培训，坚持学校与社会共同培养人才，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打造平台；要加强与国外高校人才培养合作，在一些专业可以通过“交换学习、合作项目、暑期学校、文化浸濡”等形式，有效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。

    3. 以改革教师评价指标为引领。在全球很多高校将科研成果作为教师重要评价指标的趋势下，南大对教师业绩评价作出新的规定，更加突出人才培养的比重。其教师绩效评估和职称评定指标主要选取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三个层面作为权重标准，量化设计教师晋升、考核和管理制度，其中对于教师系列，一般按照5（人才培养）：5（科学研究）：2（社会服务）的权重进行考核，凸显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。近年来，我国高校受“985工程”“211工程”“双一流”建设和大学排名等诸多影响，加大对教师科研指标考核的权重，出现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等为人诟病的现象，严重影响高校的人才培养和教师的学术发展。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，应以本为本，深化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，把其作为调动教师投入本科教学积极性的重要指挥棒，根据不同类型高校、不同岗位教师的职责特点，坚持教师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，突出对教师学术思想和教学素质的考核，着力解决以往一些高校教师绩效评价科研指标比重过大，教师投入本科教学精力不够，把精力过度投放在论文发表、职称评聘等事务上的问题，真正实现科研教学相互促进，良性互动，引导广大教师立德树人，教书育人，使学生终身受益。

    4. 以权力分散适中的治理结构为依托。南大现有教职工6800余人，专任教师1700人左右，其他人员5100余人，行政人员数量占教职工比重高于我国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。南大除行政系统外，还有教授大会、教授咨询委员会，能够充分听取教授们的治学意见。学院一级也设有众多的委员会，有咨询的，更有决策的，有常设的，也有临时为招人、评职称而设的，院长委派别人担任委员，自己一般不参与其中。这样的制度设计能够保证校（院）决策程序和办学活动的程序合理、结果总体公正。此外，我国高校在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过程中，学校办学层面的制度设计较为规范合理，但在学院（系）办学方面还存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运用不当、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学院（系）学术委员会决策学术事务的现象。对于我国高校学院（系）而言，可以借鉴南大学院（系）治理结构的特色，正确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，进一步完善高校学院（系）的治理结构，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、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教授治学中的作用，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学院教师招聘、学术事务和维护自身权益中的作用，使他们能够有效参与和民主监督学院（系）的行政事务，不断提升高校的行政管理效能，促进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理解信任。

    5. 以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未来为指向。南大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，通过全方位的大学文化，提供多种个性化、特色化的教育，筑牢成就学生未来发展的根基。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，旨在培养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，客观要求我国高校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、各方面、各环节，坚持以文化人、以德育人，更加关注学生主体的内在需要和全面发展，使学生成为自我教育的主体。

作 者:

郝文斌，哈尔滨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、教授，黑龙江哈尔滨　150025原文刊载于《中国高教研究》2018年第12期第82-85页